上赛季还在中超打拼的广州城（原富力）和河北队未能通过资格审查，解散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。 另一个令人失望的出局是上赛季中甲联赛冠军昆山足球俱乐部。 这支原本要在本赛季升入中超的江苏队，却错失了进入的机会。 2023年中超联赛，确定只有16支球队参赛。

作为近10年来中国足球最具代表性的俱乐部，广州恒大（广州队）夺得了8次联赛冠军、2次亚冠冠军，并邀请了里皮、斯科拉里、卡纳瓦罗等世界名将。 帅哥引进了保利尼奥、高拉特、孔卡、塔利斯卡、吉拉迪诺等大牌外援。 不过，由于恒大集团财务状况不理想，俱乐部虽然没有解散，但去年却降级至中甲。

恒大集团自2010年开始投资足球，以“拯救中国足球”为使命。 2012年，轮回后，恒大降级。 中国足球不但没有被拯救，反而陷入了更深的低谷。

近10年来，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解散一大批，具体数字难以统计。 几乎每个赛季开始前都会发生同样的戏剧性事件，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年里。

这些已经解散或即将解散的足球俱乐部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——背后的投资公司没钱了，“只花钱赚不到钱”的足球俱乐部像肿瘤一样被切除。

纵观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近30年的发展历史，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处于非良性、非理性的生存状态。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死法则，年复一年，一代又一代。 ，坚定不移地徘徊在职业足球发展的正常轨迹之外。

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雏形

早些年，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雏形基本上是各省市参加全运会的球队。 这些球员来自各省市的青训系统，从14岁、15岁就开始组队。如果全运会足球比赛的参赛年龄组设置为U16和U20，一组球员可以踢两场比赛。连续比赛。

为了备战全运会，不少地方足协将自己的球队注册为俱乐部，然后向当地企业寻求赞助，申请参加最低级别的中冠联赛（2018年之前为中乙联赛）。 这样，球队有更多比赛备战全运会的同时，也支持了一些人的职业足球梦想。

全运会之后，也就是这些球员年满20岁之后，他们和球队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。 如果企业继续赞助和支持，球队就能生存下来并继续参加职业联赛。 否则的话，没有比赛任务的话，就只能自动解散，队员们自己寻找出路。 他们有的会去其他俱乐部踢球，有的会去上学，有的会进入社会。

几年前解散的四川利达士和四川安纳普尔纳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。 他们的基金会是四川省全运会代表队。 他们后来通过当地公司的赞助留住了，但后来却因缺乏资金而难逃解散的命运。

蓝雄体育去年与前国足队长杜威交流时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20岁之前，他效力于上海电缆02队，先是踢乙级联赛，后来又参加了全运会。 全运会后，球队目标晋级甲乙联赛，但未能成功。 赞助商停止投资，团队解散。

由于能力出色，杜威被国家队主帅米卢看中。 他将“业余球员”招入国家队，并带他们参加韩日世界杯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足球的一段佳话。

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不断发展，近年来逐渐摆脱了以全运会球队为基础组建俱乐部的模式。 很多俱乐部都通过自己的青训培养了一批人才，从底层一步步升级，最终达到了进入职业联赛的目标。

不过，全运会期间，这些俱乐部的优秀球员将被抽调至省市队参赛。 例如，2011年5月，广东省足球体育中心与五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，后者投资100万元冠名广东男足青年队。 这支广东青年队的球员来自1993-94年龄段。 2009年，他们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并获得第四名。 2011年，球队在赞助下参加了中乙联赛，并备战2013年全运会。

球队球员分别隶属于广州恒大、广州富力、山东鲁能、广东日之泉、梅县客家等俱乐部。 比较知名的有刘彬彬、常飞亚、廖俊健、方景琪、杨超等。全运会结束后，球队将自动解散，球员需要按照自己的情况回到原来的俱乐部。合同。

投资足球的目的和初衷

无论是“未解散的全运队”中超球队投资商排行，还是从底层打拼出来的足球俱乐部，进入职业联赛后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。

比如，此次解散的河北队，前身是河北省全运队。 2011年开始征战中乙联赛，三年后升入中乙联赛，获得河北中基地​​产集团投资。

当时正是中国足球的黄金时期，中基地产集团无法长期稳定投资。 2014年，俱乐部拖欠工资数月，濒临降级。 2015年初，河北华夏幸福收购了该俱乐部。 这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球队，由于华夏幸福集团初期的疯狂花钱，在中国足坛掀起了波澜。

所有俱乐部进入职业联赛后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 随着联赛水平的提高，最初取得成功的球员已经不能满足更大发展的需要。 俱乐部需要换血，为每个级别购买一批新的球员。 玩家。 华夏幸福从中甲升入中超后，上赛季几乎全部阵容发生变动，大量原有球员离队。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广州恒大队身上。

金源足球时代，有高薪的诱惑，但也有因“能力不足”而随时被裁的可能。

中国职业足球联赛30年的发展历程中，俱乐部股权结构基本单一。 只有一家母公司投资，他们的兴衰决定了俱乐部的生存。

富力集团2011年接手广州城市俱乐部后，请来了扎哈维、斯托伊科维奇等大牌外援和外教，并获得了亚冠联赛参赛资格。 然而投入12年后却难逃解散的命运。 富力集团上赛季基本放弃了俱乐部。 球队在广汽集团、越秀集团、广州城投集团的联合资助下完成了联赛任务。

当广州恒大集团持续投资足球时，球队获得了两次亚冠联赛冠军。 恒大集团遭遇危机后，球队立即走下坡路。 国手级球员纷纷离队，很快从中超降级至中甲。 在此期间，广州队解散的传闻甚嚣尘上。 球队直到本周才正式集结，备战新赛季中甲联赛。 更糟糕的是，实德、权健、钱宝等俱乐部因涉嫌违法行为被投资集团负责人逮捕。 俱乐部维持不了多久就宣布解散。

不可否认，很多企业投资足球的初衷是对这个项目的尊重和热爱。 不过中超球队投资商排行，也有一些公司投资足球的目的并不那么纯粹。 他们希望通过投资拉近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关系，从而获得足球之外的更多利益。 一旦这些“利益”无法得到满足，投资足球的热情就会降到冰点。

当地一位足协主席去年年底与澜雄体育沟通时表示，在与中甲一俱乐部负责人沟通时，对方表示希望帮助协调一块足球青少年的土地培训项目。 当地足协主席表示，“不可能免费，只能花钱租。”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 该俱乐部一直计划离开目前的所在地，但由于中国足协禁止职业俱乐部异地转移的规定而未能如愿。

解散后的鸡毛

中国职业足球有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——入不敷出。 有些疯狂花钱的俱乐部连投入的1/100都补不上。 即使对于预算很少的俱乐部来说，实现收支平衡也是不现实的。

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要赚钱手段包括球员转会、赞助商、比赛门票、俱乐部周边产品和联赛分红等。 中超联赛最高分红每年约6000万元，但中甲、中乙几乎没有分红。

除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有门票收入、赞助商、周边产品开发等可观的收入外，其他中小俱乐部基本靠这个赚不到钱。 一些俱乐部在当地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的帮助下得以签约赞助商，但这只能解决暂时的需求，并不是长久之计。

一些中小俱乐部可以通过出售球员赚取可观的转会费，并用这笔钱来维持俱乐部运营。 这也是职业足球的生存模式。 但中国的转会市场并不完善。 蓝雄体育曾听过这样一个笑话：一家中超俱乐部将两名球员出售给另一家中超俱乐部，转会费是分期支付的。 后来，部分转会费被拖欠了两年，无法兑现。两家具乐部的老板甚至就此事在微信上互相咒骂。

疫情反复的这三年来，中超联赛实行赛会制，俱乐部的门票、赞助商、俱乐部周边产品等收入微乎其微。 年终分红从最高6000万元降至2021赛季1000万元，2022赛季800万元。 。

当投资公司财务状况好的时候，经营这样一个赔钱的生意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甚至可以通过砸钱赢得几个冠军。 一旦投资公司的经济状况不理想，就会倒闭。 江苏苏宁夺得中超冠军后解散，对中国足球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

2022赛季结束后，武汉长江俱乐部宣布解散，投资方卓尔集团承诺分批发放此前拖欠球员和教练的工资。 在大多数职业足球俱乐部“宣布解散只是为了吸收债务”的背景下，武汉长江俱乐部的正常运营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稀缺品质。

中国所有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独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，与投资者分开。 从法律上讲，俱乐部宣布解散后，球员的薪资目标只能是这家“独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”。 当俱乐部宣布解散时，也意味着不再在中国足协注册，中国足协也不再受理俱乐部的纠纷。

2020年辽足解散时，欠球员工资奖金共计3866万元。 球员们到省体育局，在省体育局门前举着横幅索要工资，但无法解决问题。 后来他们选择了劳动仲裁，赢了官司，但拿不到钱。 原因是俱乐部账户上没有钱，也没有实物资产——办公场地和训练基地都是租来的，剩下的办公用品价值微乎其微。 。 这种情况在中国足球中很常见。 许多索要薪水的球员最终发现俱乐部唯一的资产就是一辆巴士。

俱乐部解散后，球员拿不到工资，这在中国足坛很正常。 更令人痛心的是，这非但没有丢脸，反而被一些足球俱乐部经理用来敲诈球员的手段。 每年审核准入材料时，中国足协都会要求俱乐部提交由球员和教练签署的“上一年度工资、奖金已足额支付”的确认表。 一些没有付款的俱乐部经理会对不想签约的球员说：“不签约的后果就是俱乐部解散，一旦俱乐部解散，你们谁都拿不到钱。” ”

拆掉重头再来中超球队投资商排行，再走同样的老路

近10年来，中国四级职业联赛解散的球队具体数量已无法统计。 解散前，投资公司也曾想过转让，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，尤其是近几年。

企业不愿意接手足球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中国足球的形象不佳，其次是因为职业足球俱乐部投入太多，回报太低。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俱乐部的债务和纠纷。

天津天海（天津权健）俱乐部在2020年解散前提出“零转让”，但其负债达10亿元，需要由继任者承担，不少企业因此而望而却步。 当时天海俱乐部的债务是表面的，而一些俱乐部解散时的债务和纠纷却是隐藏的。 如果接手时不彻底解决，后患无穷。

此外，实德、权健、钱宝等俱乐部的投资人均因犯罪被捕。 俱乐部的声誉因此受到影响，没有公司愿意接手。

愿意从事足球运动的公司宁愿白手起家，从最低级别的联赛开始，也不愿购买可能存在隐性债务或声誉不佳的高级联赛的空壳。

以今年为例。 河北队退出职业联赛后，廊坊将重新组建新球队。 这支球队主要由年轻球员组成，将从中冠联赛最低级别开始。 其中部分球员来自河北队青训梯队。 广州城市俱乐部解散后，原本有意收购该俱乐部的广汽集团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。

这种操作方式在中国足球圈并不新鲜。 2022年5月，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解散，重庆足球将中心转移至2021年底成立的重庆铜梁龙俱乐部。俱乐部获得第十四届全运会重庆U18全运会银牌（03年龄组）在球队组建上，还引进了来自北京和2021年解散的俱乐部的梯队球员。

以全运队为基础，从低级别联赛起步，又是熟悉的路径：成立俱乐部，寻找投资人，更换球员，一步步升级，在顶级联赛中站稳脚跟。

这是毫无问题演绎出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法则。

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错误，就会面临解散的风险。 即使最终达到了“在顶级联赛站稳脚跟”的阶段，也可能随时因为财务问题而倒闭，就像今天没有获得注册资格的河北和广州城俱乐部一样。 他们从“成功”走向失败的原因几乎都是一样的——投资公司出了问题，足球俱乐部成为了包袱，一有机会就被抛弃。

职业足球是一种消费品。 它应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，但在我们这里却常常变得无比沉重，带来无尽的痛苦。 脆弱的中国职业足球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破房子。 有可能随时承受不了，需要拆除重新开始。 如此周而复始，终点和解药在哪里？